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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學者傳真

郭齊家:教育立命修明心性

  2018年11月12日08:31  來源:光明日報

1987年,郭齊家先生的第一部學術著作《中國教育思想史》問世。因為當時癡迷教育研究,我認真拜讀全書,并做了詳細的圈點和筆記。這是郭先生第一次在我腦海里留下的深刻印象。

1996年10月,桂子山丹桂飄香,華中師范大學召開陶行知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我第一次與郭先生相見,仍不敢奢望有朝一日能成為他的及門弟子。不曾想2001年,我幸運考入北京師范大學郭先生門下讀博。“二十年前入陶門,二十年后入郭門。”1981年,我,一個物理系學生,迷上了陶行知;2001年,郭先生手把手把我“牽”進郭門。我突然發現,陶行知先生和郭齊家先生都是10月18日出生,于是驚異于上蒼竟然安排得如此巧妙。

探索

1956年,郭先生考入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但直到1959年春,他才和同學們一起重回課堂,享受著教育系毛禮銳、陳景磐、邵鶴亭、瞿菊農四大教授同講一門“中國教育史課”的大餐。

當時的郭先生總覺得,“教育史還是比其他課程深奧一些。尤其是中國教育史,又沒有教材,老師講到古代的東西,引用什么話,孔子什么、墨子什么就聽得不是很明白。上課的時候沒有教材,也沒給我們發講義,就在黑板上寫了一些講授的內容提綱。當時我們的古文水平也不高,老師要是沒有板書,我們就更不知所云。實際上我們聽了這些課程,真正記住的東西不是很多。要是上課前有個講義或教材就會好一些。”

1960年7月,郭先生畢業后留在了北師大,在教育系教育學教研室任實習助教。而1961年4月召開的高校文科教材會議決定,由北師大教育系編寫中國教育史教材,教育系把郭齊家從教育學教研室調入教育史教研室。他有機會給陳景磐、毛禮銳、邵鶴亭、瞿菊農四位先生當助手,借書、找資料,參與那時這一學科領域國內最強專業的團隊工作。

毛禮銳先生后來說:“那時我就覺得他(郭齊家)是一位勤奮好學的青年,我有意培養他,給他壓任務,讓他早上講臺,果然有效果。”

為了編好這套教材,1961年6月,北師大陳垣校長出面邀請歷史學家范文瀾、翦伯贊、邱漢生、金燦然、林礪儒召開座談會。郭先生回憶:“那次座談會對于教育史教材編寫來說,就是一個思想解放運動……給我們的教授們帶來了很大的動力。”然而,這次思想解放并未一下子就修成正果,在經歷了多次備課、講課的循環后,教材生不逢時,總是出不來,直到1978年才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1977年,郭先生結束在武漢家中的養病再次回到北師大,被安排在資料室工作,1982年,他再次登上講臺。當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學生積極性高,聽課認真,這激發了郭先生對過去20多年中國教育史教學與研究的系統思考,為了給學生提供更豐富的教育史知識,他開始自己編講義,將孔子、孟子等教育家關于教育對象、教育目的、教育方法的論述分別列述,條理清晰、資料翔實地呈現在課堂之上。

經過幾輪教學修改充實,這些講義成為郭先生的第一本專著——《中國教育思想史》,1987年由教育科學出版社出版。郭先生在這部書中盡力解決此前對中國教育史簡單化、單一化,批判多、肯定少的問題。

毛禮銳先生對這部“多年教學與研究的結晶”評價很高:“總的看,我覺得這本書寫得是好的……既寫了古代教育思想,也寫了近現代的教育思想,是解放后第一本從古到今專論中國教育思想發展史的書……它既重視教育思想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也重視對這些教育思想史料的分析和駕馭。它既對每一個時期教育思想總的傾向和特點加以概括和說明,又抓住每一位教育思想家的個性有重點地論述,而不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毫無特色。它既吸取了前輩人和當代教育史學界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他自己獨特的分析和創見。書中還采用了比較法,如對孔墨、對孟荀、對儒墨道法、對程朱與陸王的教育思想有比較的分析,還有中與外比,前與后比,這也是我多年提倡的。總之,本書對中國教育思想史進行了較深入的論述,取材較博,分析較密,提要鉤玄,得其要旨,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對‘中國教育史’學科建設也具有一定的價值。”

《中國教育思想史》開啟了對中國教育史研究從教育思想、教育制度以及各專題進行多角度、多側面、多層次、多方法、多領域、多途徑研究的先例,分別獲1988年全國第一屆優秀教育圖書評選一等獎,1989年全國首屆優秀教育理論著作評選優秀獎。2010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中國教育思想史》的英文版。

體悟

郭先生對中國教育史的研究,從儒家入門,對儒家學說相對偏重,將孔子研究作為中心和起點。《中國教育思想史》明確指出:“我國最早的教育思想,是載于《尚書·周書》中箕子、周公的教育思想……但是箕子和周公的教育思想,仍然夾雜在他們的政治思想之中,尚沒有系統化。真正系統化、形成獨立體系的教育思想,就還是從孔子開始的。”

盡管如此,郭先生還是一方面盡可能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視角,看待中國重視教育的優良傳統和古代燦爛的文化,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中國教育思想的發展總是具體的、歷史的、豐富的、多元的、多民族的、多地域的、多層次的立體網絡”,其中“儒家教育思想占有突出地位”。

郭先生理解的“儒家教育思想不是靜態的、狹窄的、一成不變的,而是一個動態的、歷史的、涵蓋面很廣的范疇,具有包容性、延續性和浸透性的特點”,從孔子、孟子、荀子到《禮記》,它遇到過各種文化的撞擊與融合;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被漢朝廷采納后,又經過魏晉玄學的沖擊,再經韓愈的復道,宋初三先生的疑傳和疑經,形成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兩股不同儒學傳承的教育思想,是儒學與道家、玄學、佛教文化長期融合的產物。

對于儒家教育思想本身,郭先生認為“是以道德教育為軸心,不甚追求自然之所以的非宗教體系”。與歐洲教育思想和印度傳統教育思想相比,儒家教育思想的顯著特點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追求“同天人”“和內外”“天人合一”的最高的、理智的幸福。

儒家教育思想是一種群體本位的追求“樂感”的樂觀教育,“極高明而道中庸”,追求自律而反對他律。因此,儒家教育思想“限制了實證科學的發展”,使教育與科學技術脫節,“它既給我們民族增添了光輝,也為我們民族的進一步發展設置了障礙;它是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也是一個不小的負擔和包袱”,應當揚長避短,以有易無,把歷史的經驗教訓當作探索教育發展問題的“歷史顧問”。

1978年后,不惑之年的郭先生自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開竅”了。“我覺得中國文化,不僅是一種知識,這知識背后還有一種精神,一種理念。”后來,他的變化是“逐漸從絕對的知識系統里超越出來,特別是對研究生的講課,課堂講授的知識要包含一種做人的東西,終極的目標是人文的關懷、終極的關懷。”

郭先生認為,中國古代教育是多元并進的。中國古代文化是靠教育傳遞下來的,中國古代各家文化都十分重視教育,文化的多樣性決定著教育的多樣性,其中最主要的是孔孟、老莊、墨翟,后來引進佛學,它們在各個歷史時期交錯發展;官學與私學的同時發展和競爭又使得具有層級特征的教育與文化競相崢嶸,官學的相對保守、穩定、單一與私學的千姿百態、盛衰多變,使得中國古代文化有延續性而又不斷走向新的燦爛。

郭先生講解儒家經典及其注解時,會分門別類地闡釋道家、佛家在同一問題上的看法,旁征博引,顯現通達、圓融的思想境界。他常常介紹自己在憂患之中按照儒釋道的智慧指引調節身心,修身養性,最終走出了人生陰霾的經歷,引導學生能夠真正將學問落實到生命里,夯實傳統文化中最為根本的“性命之學”。立足于對中國傳統教育“綜合觀”的體悟,郭先生認為,中國傳統儒釋道三家經典體現的是普遍的和諧,圓融無礙的生命智慧——

他看到了儒家德性、禮樂的智慧:“通過修身實踐的工夫,盡心知性而知天。通過‘存心’,做一個好人,清理顯意識”;

他看到了道家空靈、逍遙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強調得其自在,歌頌自然生命以及生命自我的超拔飛越,肯定物我之間的同體融合。通過‘修心’,做一個修煉人,凈化潛意識”;

他看到了佛家解脫、無執的智慧:“啟迪人們空掉外在的追逐,消解心靈上的偏執,破開自我的囚籠,直悟生命的本真。通過‘明心’,做一個明白人,趨向無意識”。

郭先生以儒家研究為主,卻又不囿于此,以開放意識接納各家學說,完整理解中華傳統文化。他一方面加深拓寬對傳統儒學的理解,另一方面積極回應當下社會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問題,用生命教化的智慧,這份珍貴的“中國教育的思想遺產”,為中華傳統文化引入現代生活創造條件。

弘揚

2000年后,郭先生以極大的熱情、強烈的使命感投入到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事業之中。他曾經自述:“開始致力于在社會上普及傳統文化,在圖書館講課,也在社會上講”,“對我個人來說,這個時候的文化其實已經進入到信仰層面了……學習中國文化,不光是要學習知識,重要的是要安定心靈,讓我們的心靈沉靜下來,不那么浮躁,我很看重這一點。”

其實早在1985年,郭先生就參加了一些孔子研究所的工作。1989年,中華孔子學會正式成立,他先后任副秘書長、副會長。在廣泛交往中,郭先生從哲學、歷史、思想、文化、中西對比、古今對比等視角拓寬了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識,“優秀傳統文化始終是中華民族的一種精神生命,是支持我們前進的力量”。

郭先生曾對新文化運動后中國教育現代化的各種思潮和實踐進行過深入研究,他認為,“必須重新認識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傳統與現代化既有一種對立、對抗的關系,也有一種包容、延續的關系……傳統可以作為現代人的一種‘資料’‘資源’,如果運用得好,還可以變成現代發展的一個‘動力資源’。現代化不能經由全盤打倒傳統而獲得,只能經過對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而逐步得到。”

郭先生分析當下諸多社會問題,在于人們在追求現代化的途中誤入功利、浮躁的歧途,因此需要用民族自身的傳統文化來安定心靈,他一方面通過寫文章,闡明傳統文化的價值、意義,如何用它解決現實生活的問題;另一方面直接通過講課、講座、編寫讀本、支持青少年讀經等社會活動,有意識地宣傳中國優秀傳統文化。

郭先生不遺余力地宣講,完全源于其內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片溫情與敬意,更是他作為學人的時代使命與擔當。行走在知識與信仰之間,他認為講課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踐行,與人交談是養成“拈花微笑”的佛心,無處不體現著“興慈運悲,不舍眾生”的情懷。“我們學習《論語》《老子》等文化經典,不僅僅是為了增長見聞,或者附庸風雅,而是為了安頓自己的身心,涵養自己的性情,接上民族的傳統,使自己在天地之間可以站得穩、行得正,在紛紜的世事中找到一處心靈的樂土,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中追求真善美的互詮、圓融無礙的人生境界。”

2004年,郭先生在北師大正式退休,應邀南下北師大珠海分校教授《四書》等通識課程,這一講就是12年,直到2016年夏天才回到北京。他講《四書》的立足點是鼓勵同學們回到“人”本身,回到“心性”的修養上,而不是僅僅關注知識層面,關心分數,關心考試,要關注技術背后的心性,不能一味用工具理性替代價值理性,片面用科學技術遮蔽人文精神。

郭先生指導學生成立國學社,學習和弘揚國學,每學期都會利用周末參加國學社舉辦的論壇,有時還會將自己收集到的一些國學書籍帶過來送給大家。

珠海當地很多公益團體都邀請郭先生去參加公益活動義務講學。只要條件允許,他都會不辭勞苦欣然應允,甚至有時不太方便,仍會盡量滿足別人的需要,或帶領國學社的同學走出校園,不顧一路顛簸近兩小時參加社會公益實踐,在知行合一中修習傳統文化。

郭先生多次強調,中國傳統教育其“內在觀,即強調啟發人的內在道德自覺性,心性的內在道德功能觀。中國傳統教育的顯著特點是啟發人的內心自覺,教育人如何‘做人’,如何在現實生活中實現其‘治國平天下’理想的入世精神,強調的是對自身的肯定……自我求取在人倫秩序與宇宙秩序中的和諧。”真正的教育是心靈與心靈的碰撞,是靈魂與靈魂的感召,是生命與生命的依托,要培養學生具有大愛的胸懷、高尚的德行,以及善念的種子。

于述勝教授評價郭先生,作為中國傳統教育的研究者,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受益者,郭先生看到了中華民族文化經典背后不朽的價值,無論是對于個人心靈之安頓,還是對于民族生命之發展,抑或是中西文化之匯通,都有著深刻的價值與意義。

傳承

郭先生十分重視學生教育,自1986年到2004年,共培養研究生30名。他要求自己對學生“以真誠對真誠,以生命對生命”,“五十歲之后,我還感受到另外一點,那就是我的學生,學生的集體、個人對我的影響,我在指導學生的同時,也從學生那里得到了很多幫助,這也是我需要感激的一個方面。”

除了學業指導外,郭先生還十分關懷學生的人生和生活,有針對性地介紹他們參加一些學術活動。進入先生門下,報到后不久都會被他叫到家里,在簡短了解學業與家庭情況后,郭先生都會提出了一些要求,填寫培養計劃表,給每人開一份研讀學習書目。

每次有學生來家里,郭先生和師母都會熱情地準備茶水,逢年過節或周末,他會把學生們叫到家里來聊聊天,餐敘一番,感受一下家庭的氣氛和溫暖,更會對弟子們進行家庭關系、孝敬父母、遵守校規等方面的提醒和考核。

2004年,郭先生去北師大珠海分校從事中國傳統文化的教學,每周四門大課,每門課100多名學生,除此之外他還兼任其他學院的專業課。每次上課,他都會提前半個小時到教室,拿著放大鏡照著自己的書稿筆記,在七八平方米大的黑板上寫下滿滿的四面板書。

學生們心疼之余也有疑惑,為什么不把筆記打在課件上呢?郭先生說:“如果我不寫黑板字,同學們就不會做筆記了,課件他們也不一定看的。如果板書的話,我辛苦,他們也辛苦,同學們會做筆記,會記住一些。還有,我也當練練字。我們不能總是靠打字啊,久了連字都不會寫了,我們的文化載體不能丟失啊!中國漢字本身承載了巨大的文化基因與密碼,一字一乾坤,一筆一畫皆生命啊!”

上課前,郭先生都會莊嚴地立正鞠躬,然后高聲說:“同學們好!”主動向學生行禮。后來,學生們也開始主動向先生行禮。一句“同學們好”,一句“先生好”,交織輝映成最亮麗的一道風景,成為活潑脈動的文化生命的課堂。

那情感、那力度能把大家都震撼住,偌大的教室出奇地安靜,只留下講者的聲音久久回蕩。郭先生對學生說:“同學們啊,我年紀大了,講不了幾次,將來靠同學們了。我們學傳統文化,不只是在課堂上,更要走進基層中去。你們要真正地去踐行國學,到社區給老百姓講我們的傳統經典文化。”

2011年,郭先生為國學社社慶題寫賀詞:“‘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和經典為友,與圣賢同行’!為每一個生命的喜悅幸福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不懈努力,愿與國學社同學共勉!”體現出了他對學生的殷切期待。

郭先生曾引用馮友蘭先生“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的話寄語學生,勉勵大家修學儲能,傳承好祖國的文化。“我現在講的《孟子》,是五十多年前陸宗達先生講給我們的,現在我傳授給大家,這就叫作薪火相傳。等你們將來成才了,繼續傳給你們的下一代。當我仰望星空時,我仿佛感受到我的老師在天上,像星星一樣望著我。而將來有一天我與他們相會,我也會在天上看著同學們,給你們力量……”

這些話語情真意切,有心的學生就將郭先生講的很多課程用攝像機拍攝下來,甚至同樣的課程拍了幾屆不同的版本,作為此后溫故知新的寶貴資料。

課堂上和論學時,郭先生非常嚴謹,往往會一臉嚴肅,不茍言笑。但在課下,他卻能較為開放地與學生交流,用實際行動詮釋一個儒者與師者為人處世的修養以及對家國天下的擔當。

郭先生身體力行,在現實生活中為人師表,真正將學問落實到生活實際之中,他對人總是謙遜和客氣,雖然很多人把他當名師敬仰,但他卻絲毫沒有高高在上的模樣,總是設身處地地為他人著想,生怕給別人添麻煩。

有一次,一位同學向郭先生投訴助教改作業過于嚴苛,以至于影響了他的學業成績和學習積極性。這件事讓郭先生為了難,他比較同情和理解那位同學,于是就找到助教,想提醒他適當寬松些,但又礙于平時自己要求的嚴謹學風,怕打擊助教的責任心,結果是欲言又止。

那時的郭先生,與平常講學時酣暢淋漓形成了鮮明對比,臉上竟呈現出有點糾結為難的神態。后來,學生們都覺得這事跟“啟功不打假”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也更加體會到先生在寬嚴之間的仁愛之心,不禁肅然起敬。

郭老師謙虛地認為自己屬于“困而學之者”與“學而知之者”之間的人,“我這一生其實也沒做什么大事兒,我是靠我的學生成就的。”他對學生們寄予厚望,認為“中國教育事業與教育思想未來發展的方向是:立足本國,面向世界,超越傳統,綜合創新”,應該“以開放的胸襟,面對挑戰,廣采博收別人的長處,實現自身的變異和革新,以獲得外來文化的營養豐富自己,發展自己”。

郭先生真正做北師大校訓所要求的“學為人師,行為世范”。作為后學,我們應該學習他的風范與使命感,以及熾熱的家國情懷,學習他的為人與為學,學習他的勇敢與坦誠,學習他崇高與平實融為一體。或許,有人做得有點像,但還差得太遠。

學人小傳

郭齊家,1938年生,湖北武漢人。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范大學珠海分校法政學院教授。曾任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會顧問。長期從事中國傳統教育和傳統文化的教學與研究,主講“中國教育史”課程。1989年主持的“中國教育史課程教學質量建設”項目獲北京師大優秀教學成果獎。1997年被評為北京師大“師德先進個人”,2017年當選“當代教育名家”。先后培養碩士生17名(其中英國留學生1名)、高訪學者和進修生10名(其中韓國、日本高訪學者各1名)、博士生13名(其中韓國留學生2名)。專著有《中國教育史》《中國教育思想史》《中國古代學校》《中國古代考試制度》《中國古代教育家》《中國古代學校和書院》《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教育——文明薪火賴傳承》等,合著有《簡明中國教育史》《中國遠古暨三代教育史》《陸九淵教育思想研究》等,參編有《中國教育思想通史》《中國教育魂——從毛澤東教育思想到鄧小平教育理論》等,主編有《中外教育名著評介》《中國小學各科教學史叢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全書》《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實務全書》等,共同主編有《中國教育通史·宋遼金元卷》《中國教育史研究·宋元分卷》《中國教育傳統與教育現代化基本問題研究》等,其中有多部著作獲國家級獎項。

(作者:儲朝暉,系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地方教育史志研究會學校史志分會理事長,中國地方教育史志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副秘書長,《教育史研究》編委會副主任,主編《20世紀中國教育家畫傳》。)

(責編:孫爽、閆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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