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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舊制度末期的糧食短缺與革命

周立紅  2019年02月12日11:2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法國革命史家馬迪厄說:“如果面包價格低廉,人民可能不會暴烈地介入——而正是這一點導致舊制度的垮臺,資產階級也不會這么容易成功。”此言道出,糧食短缺是導致法國革命爆發的一個重要因素。

的確,1787年以來出現的極端氣候導致谷物減產,谷價上漲,工農食不果腹,乞丐四處覓食。然而,法國歷史上不乏更嚴重的饑荒,1693—1694年大饑荒造成130萬人死亡,1709年大饑荒導致60萬人喪生。18世紀后半期,隨著物質生活的進步,饑荒消失了,縱使1788年的境況再艱難,也沒有人餓死。那么,糧食短缺為什么能引爆革命呢?其實,這場糧食短缺屬于法國學者讓?默武雷所說的“非典型短缺”,在舊制度末期政治危機、社會分裂的背景下,它帶來的心理震撼,引發的社會后果,非過去任何一場饑荒或糧食短缺所能比擬。

糧食短缺激發

“饑荒陰謀”憂慮

據法國人口史學家研究,饑荒或缺糧的年份,往往結婚人數減少,嬰兒出生率下降,但1788年的糧食短缺,除導致結婚率和出生率下降外,還激發起強烈的“饑荒陰謀”憂慮。

在舊制度時期,國王政府為了保障民眾谷物供給,常常出錢購買谷物,建造谷倉,饑荒時低價賣給百姓,以期帶動整個市場谷價降低。這一政策濫觴于查理九世時期,路易十四時期建成“國王谷物總署”。1693年饑荒時,由于財政困難,政府依靠商人購買并儲存谷物,由此開啟政商合作的先河。18世紀60年代起,歷任財政總監大都與商人簽訂協議,雇傭他們購買谷物,維護谷倉運轉。這種模式很大程度上穩定了谷價,但其運作隱秘,且賦予合作商人眾多特權,對其他商人構成不良競爭。因此,每當谷物短缺時,都有一種“饑荒陰謀”謠言甚囂塵上,認為某些高官為了從谷物貿易中牟利,與商人沆瀣一氣,制造饑荒,以至于百姓被餓死。

1788年糧食短缺時,這種“饑荒陰謀”憂慮來得尤其強烈。原因是,當時處于政治危機時期,圍繞顯貴會議和三級會議的召開,公共輿論沸騰了,巴黎涌現了很多政治俱樂部,小冊子作者異常活躍,反特權、反貴族的言論大量涌現。1789年春,各等級開始起草陳情書,這又為不滿情緒提供了宣泄渠道。激蕩的政治氛圍加重了埋藏在人們心里的“饑荒陰謀”憂慮。時年5月5日三級會議召開后,一些文人寫小冊子向代表控訴壟斷者。三級會議進行得并不順利。第三等級希望三個等級合廳議事,按照人頭投票,共同審查代表資格,遭到前兩個等級激烈反對。于是第三等級組成國民議會,與特權等級對抗。路易十六拒絕對第三等級讓步,暗中向首都調集軍隊。在劍拔弩張的氛圍下,忍饑挨餓、不明真相的民眾開始謠傳貴族為了消滅第三等級,雇傭了一批流浪漢和盜匪,收割還沒有成熟的莊稼。“饑荒陰謀”憂慮和匪患恐懼結合,升級成了“貴族陰謀”憂慮。

糧食短缺危及社會秩序

“饑荒陰謀”憂慮使民眾產生強烈的懲戒意愿,希望嚴懲造成糧食短缺的罪魁禍首。其實在法國舊制度的歷史上,大多數饑荒或缺糧都會引發食物騷亂,如據不完全統計,從1660年到1789年,法國共發生了1497起食物騷亂。然而,這些騷亂都未達到全國規模,且矛頭指向坑蒙拐騙的面包師和投機倒把的商人。

1788年糧食短缺引發的食物騷亂,呈現出新的特征。首先,1788年底開始,食物騷亂大規模爆發。在巴士底獄被攻占前的4個月,共發生300多起騷亂。其次,食物騷亂具有強烈的政治訴求且帶有暴力性。不幸的人要求政府為災難負責。最后,與食物騷亂相伴的,是廣泛的農民暴動。如果說以往的食物騷亂者針對的是奸商這些共同體外部的敵人,舊制度末期的城鄉民眾則把矛頭對準了身邊的領主和政府,這表明傳統的社會紐帶不復存在,社會處于分裂狀態。

政府應對不利

致使局面失控

舊制度的政權并不像英國史家多伊爾描述的那樣,已經在1788年8月末停止運轉。其實政府沒有破產,內克被召回后先是挽救財政危局,隨即中止谷物出口,還派人去國外重金購買谷物。傳統的救助機構仍在運轉,救助措施仍然發揮作用。地方政府疏通河道,管制市場,賑濟窮人。但總的來說,面對龐大的窮人和新增的失業人口,政府的救助措施嚴重不足。

路易十四時期,政府對饑荒的救助同樣不足。但那時,王權沒有為了解決棘手問題發動改革,觸動特權等級的利益和團體社會的原則。王權和高等法院的矛盾沒有激化,他們往往與各等級和團體的代表共商救荒對策。因此,單是民眾不滿還不足以撼動整個秩序。舊制度末期,國庫入不敷出,種種改革措施已嘗試殆盡,只有撬動特權等級的根基,實現納稅平等才有希望走出困境。財政總監卡洛納提議創立單一土地稅,為此召開顯貴會議,遭到高等法院和特權等級反對。顯貴會議解散后,巴黎高等法院拒不注冊包括土地稅在內的一系列改革方案,與國王政府誓死較量,并建議召開三級會議商量對策。此時,國王的激進改革和貴族的殊死反抗已拉開革命的序幕。正是為了應對政治危機,政府的注意力才沒有放到糧食短缺引發的民眾情緒上。不僅如此,還在谷價上漲的關鍵點作出一系列重要政治決定,進一步激化了民情。

其實,即便后來糧食短缺引發了風起云涌的食物騷亂和農民反叛,政府也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舊制度時期,鄉村秩序由騎警隊維持,革命爆發前,全國僅有4000名騎警。維護巴黎治安的只有法蘭西衛隊,約3600人。通常情況下,政府官員大都認為,如果騷亂一露出苗頭就予以鎮壓,反而會促使它走向壞的方向。這種看法即便到了危急關頭也沒有多少改變。1789年6月,三級會議產生嚴重分歧,第三等級代表成立國民議會,路易十六意識到危險,向巴黎和凡爾賽調集軍團,但目的只在于威懾,杜絕流血事件。7月11日,國王派掌璽大臣向國民議會解釋,軍隊只是為了鎮壓或防止新的騷動,保障議事自由,維護首都和周邊地區秩序。同一天,路易十六還罷免了深得民心的內克,那一天,法蘭西島的小麥價格恰恰達到18世紀的最高峰。饑餓的巴黎市民憤怒了,開始尋找武器自衛,聽說巴士底獄武器儲備充足,便在7月14日清晨涌向這座著名監獄。在巴士底獄被攻占這天,路易十六調來的軍團大都不在現場,唯一在場的是法蘭西衛隊的一個小分隊,還站到了攻占巴士底獄的群眾一邊。糧食短缺就這樣引爆了革命,自此以后,群眾登上政治舞臺,成為推動革命的重要力量。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法國舊制度時期荒政研究(1560—1789)”負責人、中山大學教授)

(責編:孫爽、閆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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