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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壇新論

展現地中海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

馮立君  2019年04月19日08:4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費爾南·布羅代爾《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享譽世界,當代史壇若有人想重新書寫地中海史,無疑需要在諸多層面有所突破。劍橋大學地中海史教授大衛·阿布拉菲亞《偉大的海:地中海人類史》(徐家玲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7月版)堪稱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

該著把被猶太人稱為“偉大的海”的地中海作為舞臺,上演了一系列穿越這片海洋洋面、島嶼和港口的諸人群之大型史詩劇。作者匠心獨具地將地中海按照人類歷史劃分為第一地中海(前22000年—前1000年)、第二地中海(前1000年—600年)、第三地中海(600—1350)、第四地中海(1350—1830)、第五地中海(1830—2014)五個大的歷史時期,力圖在宏觀視野中展現地中海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

人類文明與地中海的互動

布羅代爾筆下的地中海是“遠離海岸線的陸地和滿是海水的海盆”,確切說絕非地中海水域本身,而是一個包含周圍山川陸地的整體。而該著涉及的地中海主要是海洋本身,即洋面、濱海地區及島嶼、海港。這樣界定的學術內涵是什么?

布羅代爾筆下的地中海不只是一個海,而是“群海的聯合體”。他的論斷斬釘截鐵:“地中海的生活同陸地結合在一起。”為了“從地中海的復雜整體中了解它的歷史”,他分三個層次書寫了一部“以遼闊水域為中心的歷史論著”:一是幾乎靜止的歷史——人與環境關系史;二是節奏緩慢的歷史——社會史或曰群體和集團史;三是傳統的歷史——事件史。這是一種特定時代地中海的橫向歷史。他或多或少地輕視那些被稱為歷史事件的政治史,認定歷史上的所有變化都是緩慢的,人類受制于無法掌控的命運。該著的主張與此相反。作者關注的是可能產生巨大影響的微小決定和事件,其主題是人類及其文明、活動與地中海的互動關系,尤其是探求地中海在不同程度上被整合為單一的商貿、文化甚至政治區域的過程,及其反向的瓦解過程。作者關注的是穿越大海進行旅行、貿易、傳教、戰爭的人:大量無畏的探險者、充滿焦慮的朝圣者、勇于進取的商人、野心勃勃的政客、戰戰兢兢的難民。關注的事件則集中呈現地中海的縱向歷史。與布羅代爾不同的是,作者強調隨時間流逝而不斷發生的流變:人與自然的共棲關系最終會走向終結。他關注的地中海首先是自然邊界的地中海,然后是人為邊界的地中海:地中海海洋本身及其近海沿岸和港口城市與海上島嶼——而非環地中海的陸地。

人類史抑或事件史的回歸

這部著作是一種剪裁史實的建構歷史,而非自然的客觀歷史。

作者無意探究歷史謎題,而是在書寫已知的歷史往事。往事復往事,后見推前見,歷史被妥帖編排。譬如,在“地中海的闖入者”(1571—1650)中判斷,“威尼斯的精英們無法理解為什么13世紀曾經捍衛共和國的艦船在17世紀卻無法奏效”;“意大利人在海洋上幾乎無敵的神話已成歷史”。

作者對于細節的復原功力令人贊嘆,這得力于其掌握史料的純熟、論據的精準。例如,在“我們的海”(前146—150)中,為了印證自由民在港口商業活動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引述在龐貝古城出土的一套記載普特奧利銀行世家蘇爾皮奇家族財務狀況的蠟版,這套內含127份文獻中有一張借據,復原了希臘人墨涅拉烏斯從羅馬商人塞維魯代理人那貸款1000迪納里的事實。通過這一微小的史實,作者意欲說明羅馬南部的普特奧利如何與廣闊的地中海世界發生聯系。再如,在“跨越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邊界”(900—1050)中,引用開羅猶太人經冢(Genizah)文獻,論述地中海港口聯系中猶太書籍和學者伴隨亞麻在貿易路線上傳布的事實。

以上說明了該著敘述的核心既非海洋,更非陸地,亦非文明,而是人、人類的歷史事件,是人類航行于地中海、圍繞地中海產生的史實。由此從理論到實踐恢復到事件史傳統。

歷史解剖單元的高明做法

歷史學解剖的單元從屬于歷史研究的主體選擇。方興未艾的全球史書寫模式席卷中外學界,在地域范圍上的國別史及區域史何去何從?書中關于這方面的啟發頗多。

人類歷史發展與交通地理的多樣化,制造出若干公認的文明交匯區域,西部歐亞的地中海、東部歐亞的西域,可視作以海域為中心和以內陸為中心的典型代表。擷取地中海作為書寫的線索和場域,是歷史解剖單元的高明做法。全書始終貫穿著對政治、貿易主導勢力興衰遞嬗的描述,嚴格與布羅代爾以降的環地中海史(經濟與社會史)相區別,自成縱向體系。例如,“帝國的興衰”(1130—1260)中將威尼斯的地位奠定用一句話與此前主要歷史勾連起來:“圣馬可所在的威尼斯現在是新的君士坦丁堡,也是新的亞歷山大。”在“穿越地中海的方式”(1160—1185)中,通過12世紀兩位環游地中海世界的旅行家日記,再現了當時的海上航線和交通工具。

作者對“時間”的獨到處理體現在全書謀篇布局中。一方面善于使用總結歷史形勢的警句短語,另一方面在章節間運用承前啟后的過渡句,從多處將同一時期不同勢力分別描述,最后總結這一時期的時代特征,可見全書考察的“主角”蘊于篇章布局中。正是在這些貌似渾然天成的主角選擇與“分格”式敘述中,作者的“偏愛”隱約顯露。

其一,主角們并未擺脫西歐中心主義的限囿。事件史原本不應缺席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這種重大的分水嶺事件,然而這一西方世界的慘敗事件在書中幾乎沒有著墨。阿拉貢君主阿方索五世簽署《洛迪和約》,作者視之為保證未來半世紀和平的協議,并且說簽約國有另一項緊急任務“對抗土耳其人的戰爭”。這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緊急任務還是地中海歷史的緊急任務?這里的用語是西方中心視角的傳統看法。

其二,在閱讀中我們發現羅馬帝國之前的敘述,無法構成一體的地中海,在漫長時代里只能看到作者提供給讀者的零星島嶼的孤立隔絕,他們只是“在地中海上”,而不存在彼此認知的同一個地中海,前羅馬時代的歷史像是歷史學家根據后來形勢硬湊到一起。不止如此,經歷中世紀特別是基督教世界和奧斯曼帝國的海洋大戰后,第五地中海與其說處于一體化的瓦解中,毋寧說是回歸到原初自然的非一體狀態。當然作者的史實描摹與“形勢”總結(而非布羅代爾所說的對于“結構”的認知),無疑會進一步促使讀者的發散性思考。

(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責編:孫爽、閆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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